威灵顿在圣彼得堡
Waterloo and the Fortunes of Peace节选
原作 Rory Muir
亚历山大死后，坎宁提议让威灵顿去圣彼得堡，从而传达国王的悼念，并同新沙皇讨论未来的俄国政策。谣言称俄国计划于1826年春天进攻土耳其，因此这项任务显得紧急。即便如此，威灵顿同意接受任务后，他的一些朋友也感到失望。去见阿巴思诺特夫人时，克罗克“处于狂怒状态……他说，我们有一份伟大的财富，却用最荒唐的方式糟蹋它；公爵在政治上是无价的，只有他的头脑和人格能抵御任何普遍抗议”。国王一开始允许坎宁与威灵顿谈这种想法时似乎感到很不安，遂附加一份私人信件，坚称威灵顿可以完全自由地接受或拒绝任务。公爵本人似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哪怕他对自己能取得的成果仅抱有限的期待。他对巴瑟斯特解释道：
“调和一定是新的统治最值得拥有的开始，但除了调和之道外，我不指望我的任务能带来多少好处。可是我一直宣传的主义是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我看不出我要如何……拒绝这项任务的提议，何况我认为年轻的沙皇会感到满意。如果它产生不了其他效果，它也能提供关于他的未来意图的最佳信息，以及从事实评判他的未来意图的手段。”
威灵顿带着少数随员出发，于2月17日到达柏林。他与国王以及普鲁士首相伯恩斯多夫伯爵（Count Bernstorff）展开了有益的交谈，他们认为俄国和土耳其很可能会开战。威灵顿继续他的陆上旅程，他很喜欢从英格兰带来的马车（一辆小型的敞篷四轮马车），向阿巴思诺特夫人保证道：“我在马车里从来不觉得冷，事实上，我在俄国时一点不觉得冷，在普鲁士，我进旅馆才觉得冷。”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士，他不相信旅馆，而是随身携带行军床和床垫，“床垫是丝绸制的，防止害虫钻进去，它的颜色也是浅色调，所以害虫落在上面时可能被发现”。3月2日，威灵顿抵达圣彼得堡，他显然惊讶地发现，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镇，拥有最如画的外观。它就像东方城镇的梦想。王宫与公共建筑很美丽，涅瓦河（the Neva）的宽度大约近似于我们在迪恩森林（Forest of Dean）的高地上见到的塞文河（the Severn）的部分河段。”
沙皇尼古拉与其家人、政府用“最友善热心”的方式接待了他，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很少会有如此声名卓著的客人在冬季费力地前往圣彼得堡。威灵顿作为贵宾出席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葬礼以及之前的很多仪式，他发现：“希腊式葬礼的安排显然是刻意的，旨在激起人的情感，使它远超对其他国君的仪式的情感。然而就此而言，或许可以真的认为死者是上周才离世的，而非已经走了快四个月。”
拜访事宜包括自威灵顿到达后次日开始的一系列与沙皇及大臣的会晤。他很欣赏年轻的沙皇，认为他像亚历山大一样聪明，但比前任冷静理智得多。两人多次长谈，尼古拉表现得相当坦诚。威灵顿十分欣慰地发现，沙皇声称他对希腊毫无兴趣，说希腊人是土耳其人治下的叛民。圣彼得堡城内似乎也没有形成对希腊人的显著普遍支持，不过威灵顿发现俄国大臣对此问题不置可否，他们显然希望留着希腊这张牌，因为日后这张牌可能有用。对于俄国与土耳其的其他争议，尼古拉的立场要更坚定，他声称想避免战争，但也明确表示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这类怨言大都是有限的，私下里，尼古拉声称，如果俄国取胜，哪怕只是区区一座村庄，他也不会将之纳入自己的领土，此外，他不会试图在君士坦丁堡或巴尔干半岛建立更强大的俄国影响力。这显然超出了尼古拉的打算，原因是他缺乏经验，而且他想给被他尊为当时最好的军人的威灵顿留下好印象。威灵顿试图把沙皇的声明写到纸上，于是俄国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Nesselrode）闪烁其词，附加严重削弱声明的含义的条件和条款。然而，哪怕是非正式的口头承诺也具有很大分量，如果这种承诺是沙皇亲自向秉持威灵顿的立场的交谈对象作出的。问题不在于俄国是否会继续占有靠近边境的小块领土，而在于它保证不会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冒险地催生更广泛的战争。这种危险仍然存在，威灵顿对沙皇指出，就连有限的战争也会加速土耳其统治的垮台，由此引起的混乱会牵连俄国。像威灵顿那样久经沙场的军人说出的话无法被忽视，它有助于巩固尼古拉本人的谨慎直觉。站在威灵顿的立场上，他只能做到这一步。只有欧洲国家团结起来，才能迫使俄国与土耳其人保持和平，但坎宁已经破坏了团结。哪怕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尼古拉也未必会听，因为俄国人对这类反对的耐心已令他疲惫不堪，而且新沙皇不能露出软弱的样子。最终，威灵顿对成果颇为满意：“我希望不会发生战争，我确定，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它也会只发生在俄国和土耳其的土地上。欧洲国家没有理由干涉或担心战争结果。”
详细的谈判围绕两件事展开：一是威灵顿试图软化俄国计划交给土耳其政府的最后通牒的条件；二是完善由英俄联手调停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提议。关于第一件事，俄国做了些许微小让步，从而让最高朴特（Sublime Porte）[1]更容易屈服一点。争议未得到解决，但暂时避免了战争，不过1828年战争终于爆发了。英国政府已向君士坦丁堡作出措辞强硬的陈述，并直接与易卜拉欣帕夏对话，强烈要求他放弃所谓的奴役和驱逐计划。英国政府还对王家海军下令，一旦出现实施该计划的迹象，王家海军应当干涉并阻止。调停提出的解决方案将以希腊人据信会接受的条件为基础：希腊人承认土耳其的名义宗主权，每年交纳象征性贡品，从而换取实际上的自治政府和独立。隐藏的困难在于，调停需要双方的认可，而对土耳其人来说，只要他们有望武力镇压叛乱，他们就不会接受这种调停。威灵顿希望，哪怕俄国与土耳其开战，这份协议也会有效抑制俄国的野心。为此目的，协议第三条规定，即便爆发战争，希腊问题的解决提案仍然不变；第五条约束英国与俄国，规定两国都不能追求“其他国家无法获取的……任何领土扩张、独占影响力的增加或商业优势”。然而，由于协议未界定希腊的领土范围，且允许英俄在共同行动的同时继续独自处理此问题，这些条款的实效就被削弱了。威灵顿为这些缺陷饱受批评，但他谈判时的筹码很小，无论何等外交手腕都不太可能取得明显更好的条件。多年来英国一直处于事实上的孤立状态，如今它重返欧洲外交的中心舞台，但坎宁坚持让它演一出没有其他演员协助就无法成功的独角戏。
1826年4月6日，威灵顿离开圣彼得堡，于4月27日回到家中。5月1日，阿巴思诺特夫人致谢利夫人的信表达了她的欣喜：
“他真的回来了，他平安抵达（sain et seuf）！尽管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脸，我却很难相信他真的能回来。我向你保证，他的脸和手红润丰满。这是我见过的他状态最好的样子。他的精神也极好……我以为高兴地欢迎他回归的女士们会把他撕成碎片。昨晚他没出去，但他说今晚要去霍普夫人家。作为第一个，她会感到非常荣幸（trèsglorieuse）。他说他不曾有一天患病，虽然经历了长途旅程，但他看来一点也不累。”
整体而言，威灵顿对这次任务的成果感到满意。他告诉阿巴思诺特夫人，返程中他在柏林停留，并解释他的成果，普鲁士国王便说：“你做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不再处于悬崖边缘。”毫不意外地，坎宁的赞扬要更平淡，但对于公爵的行为，他给予了无条件的官方认可。公众的印象要差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误会了威灵顿此行的目的。哪怕是向来消息灵通、爱说闲话的格雷维尔也以为，公爵去圣彼得堡是为了与俄国安排让两国承认希腊独立的最便利方式。任务没有带来这个结果或其他明显结果，因此得出任务失败的结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1] 译者注：指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
